八月八号奥运会开幕，那一天，杨书逸请绍吴吃饭。那时他手上的纱布已经拆掉了，十指如新，指尖发红，因为新长出的皮肉确实是红通通的。这一次吃饭，不是在他家旁边的麻辣烫小店，而是在一家开张不久的饭店，两个人，杨书逸点了四道菜：酸菜鱼，粉蒸排骨，清炒红苕尖，凉拌折耳根，外加一壶银耳雪梨汤。他郑重地对绍吴说：“这段时间谢谢你。”
三个月不到，他好像长高了不少，声音也变了，变得更低沉，也温和，只是再也不像之前那样调侃地叫绍吴“好学生”。
绍吴摇头：“跟我别客气。”
杨书逸说：“快吃吧。”
饭店新开张，菜量大，味道好，但也不算便宜。绍吴知道杨书逸得了不少钱：王叔给了三万；杨龙所在的运输公司给了两万；经过新闻报道，整个永川都知道，二中有个学生的父亲不幸在汶川大地震中丧生，这位学生孤身一人远赴灾区寻找父亲，找不到，又参与了抗震救灾，于是县政府派人到杨书逸家中慰问一番，送来三万块钱。
父亲没了，小娟阿姨没了，杨书逸手里多出八万块钱。
绍吴不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。
饭吃到一半，杨书逸说：“我会读大学的。”
绍吴筷子一顿，想问因为这是你爸的心愿吗？但是又不敢，纠结好几秒，只是点点头：“哦……好。”
杨书逸垂着眼睛，很平静：“珑珑开学该读六年级了，等我大学毕业，她才念高中，那时候我就能赚钱供她上大学了。”
绍吴想了想，小心地问：“小娟阿姨……在映秀还有亲人吗？”他想，如果还有亲人，那么或许杨书逸的压力可以小一些。
“不知道，”杨书逸看着绍吴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“那里完全毁了，即便有也没用。”
绍吴突然觉得自己问了个很蠢的问题。
可他没去过灾区，虽然天天和爸妈守着电视掉眼泪，但也仍然无法想象那里究竟被毁灭成什么模样……节目上说，很多记者离开灾区之后必须接受心理疏导，否则根本无法回到正常生活的状态。还说，在灾区，护士们白天救治伤者，晚上就抱在一起痛哭哀嚎。
可是杨书逸——绍吴看看杨书逸——他好像既没有心理问题，也没有痛哭哀嚎，他回来了，把珑珑和公婆接回家，为父亲和小娟阿姨处理后事，再到现在，请绍吴吃饭以表谢意，一切都这么有条不紊，仿佛他是个执行程序的机器人。唯一一次意外是王叔给钱时他流了泪，但很快，泪就收住了。
“我知道了……”绍吴轻声说，“家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就跟我说。平时有不会的题，也来问我。”
杨书逸冲绍吴笑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绍吴很想伸手碰一碰他的脸。
八月二十号，永川二中开学——本该九月一号开学的，但每届高三都要提前十天，这是学校的惯例。他们终于搬进了那栋独立的高三教学楼，教学楼前立着高考倒计时的牌子，“距离2009年高考还有291天”。
搬进高三楼那天清晨下了场雨，天气格外燠热，连蝉声都拖长了，显得有气无力。学生们背着书包，扛着箱子，为了把沉重的书本运到新教室，各个想尽办法。绍吴把家里的拉杆箱带来了，运了自己的书，又帮杨书逸运。即便如此还是足足跑了三趟，出一场大汗，T恤都黏在身上了。
教室里乱糟糟的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赶暑假作业，有人站在空调下面吹冷气，绍吴听见周磊问韩惠媛：“这学期咱俩还是坐同桌吧？”
韩惠媛声音很小：“我不知道，老班好像要调座位。”
周磊点头，声音也变得很小：“啊，那好吧。”
所有学生都十分默契地，对汶川大地震绝口不提——就连一句“换座位”也偷偷摸摸的，他们都记得杨书逸父亲和老班的那场争吵。
座位表还没贴出来，大家也就不急着整理东西，只把书包或者箱子随意地立在窗台上、角落里。几个值日生正在扫地，还有几个拖地、擦玻璃，教室里既混乱又嘈杂。
绍吴问杨书逸：“要不然咱们去操场走一走？”
“不了，”杨书逸就近拖起一张桌子，“我得收拾一下。”
他把那张桌子拖到教室最后面，还是靠近垃圾桶的位置。然后对绍吴说：“我把书拿出来了。”
绍吴喃喃道：“你……你先别急……这学期可能要调座位。”
杨书逸蹲下，拉开拉杆箱的拉链：“你们调，我还坐那儿就行。”他利落地搬出一本本教材和练习册，整齐摆放在桌子上。
又过几分钟，老班走进教室，手里捏着张A4纸，他用透明胶把纸粘在讲台旁边的墙上：“都来看看座位表——”话没说完，他的目光猛地凝固在教室后方，杨书逸身上。
那是很微妙的一瞬间，所有人都噤了声。
“大家，”像要强调什么似的，老班顿了顿，“都来看一下，新学期开始了，你们的座位……调整了。”
学生们轰地涌上去，杨书逸坐在座位上，没动。
他桌上摊开一张数学卷子，正在做，仿佛是过于专心以至于什么都没听见。
绍吴也挤过去，看到新座位表上，杨书逸的同桌是王沁，他们班政治课代表。大家都在拉桌子调座位，周磊笑得咧出一张大嘴：“班长，咱俩还是同桌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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